（四）提出拟任法官、检察官人选的建议名单。

[15]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常健：《论人格权法（编）中的个人信息权的制度完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草案）·民法室室内稿〉相关规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32页以下。未来对于民法总则的解释有必要继承这一智慧，避免以泛化的私法权利思维来解释第111条。

尽管人们认为，德国相关法律提供的隐私权益保护比美国更为严格，但其针对的对象、基本原则、保护手段同美国的相关立法仍然高度一致：这些法律针对的是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收集者或处理者，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个体。合理信息实践原则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企业或国家在信息收集与使用的过程中是否贯彻了合理性原则。保护隐私权益并不意味着要隔断个人信息的流通，个人信息天然具有社会公共属性，并非一种具有固定边界的私人权利。个人必须能够纠正或修改那些能够识别他个人身份的信息。通过在特定场景中进行赋权与倾斜保护，而非一般性的赋权，公民个体将能对自身信息与相关权益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企业、政府机构和社会也能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个人信息权的判决是在特定语境下作出的。之所以要保护个人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足或保护不当会给公民个体带来无法预见或无法预防的风险。[18] 有学者称之为抽象法命题决定、立法性决定、准法律决定等。

某行政机关提出怀疑后，在宪法法院作出判断前，只能听从于上级机关乃至最高行政机关的判断和处置（根据是违宪性更强还是合宪性更强的判断，决定附解除条件的停止执行法律还是继续执行）。在宪政时期，以宪法为最高根本法。有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也带有补充法律的意味。立法机关应多制定应付紧急事件的法律。

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认为，司法是适用法律并服务于法律的，法律优位是默示的规则，并没有特别说明的必要。其典型一例就是，中国证监会2015年公布并施行《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即便有和解申请，证监会也从未据此实施过一次和解。

在品川区公寓案中，原告X申请本案公寓的建筑确认，而周边居民以明显妨碍采光等为由反对本案建筑，向东京都知事提出陈情。只有所表达的意志确实具有法律意义时，才有法律优位的问题。[38]从现实的角度说，纵使国家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上仍踌躇不定，也应着力完善行政立法违反法律的审查制度，以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应当说，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也应当形成垂范的效果。

法律为治国之公器，对于政府与人民有两面拘束之力。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设定了合法撤回的条件，（1）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2）目的是公共利益的需要，（3）依法对造成的财产损失给予补偿。[20] 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此之谓法律之最强力，或曰法律之形式上之效力。

此后以行政指导为由保留确认处分，必须说是违法的。非经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即不得带有法律的属性。

应松年：《依法行政论纲》，《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第30页。在我国，并不存在这种行政程序法对和解合同的授权，只是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60条中有限地承认了诉讼调解。

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认为，公定力是指具体行政行为一经行政主体作出，不论是否合法或存在瑕疵，即被推定为合法有效，并要求所有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应以法律规定制定法律的标准，重要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法律被废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的以外，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这一由学理和司法界发展的规则当今成为大量立法的根据。对于违反法律的行政契约，也有撤销与无效的差别。要想法律优位原则能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这种法律在程序上和内容上均应具备一定的要求。

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随后，X请求Y赔偿其建筑确认保留期间增加的建筑工程承包费用等。

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个案判断，赋予该行政行为以有效性，有助于保障法律的执行效率和法的安定性。[44] 参见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如果撇开拉班德的特殊法律界定来说，法律的实质效力就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落实法律的规范内容的效力。[48]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6版，第199页（叶必丰执笔）。

加强行政立法的合法律性审查，对于控制行政权、规训行政权，维持行政的理性、维护社会管理的有序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这就是法律优位的原则。在行政组织法领域，我国的法律十分稀少，且法条稀疏宽泛，规定较为落后。实际上推定并不真地成为问题。

此后，田中二郎、广冈隆认为，事实行为的效果是不论该行为合法与否，均产生容忍义务，进而承认其具有公定力。在现实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常以决定的形式来修改或废止法律。

[5] [日]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总论》，熊范舆译述，丙午社1907年版，第14页。按照《建筑基准法》的规定，建设者在开工前要就建筑计划是否符合相关建筑基准申请确认。

（二）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与法律优位 如前所述，根据法律优位的要求，行政立法违反法律就无法产生法律预定的法律效果，即为无效，但违反法律的狭义行政行为却存在无效与应予撤销的差别。[20] 2．法律的明确性 法律的明确性原则是指法律须有具体而明确的内容。

只是起诉权人仅限于最高的联邦政府和各州的政府。法律之最强力最显著点有二：（一）凡法律非仍有法律，则不得废止变更之。当然，他在明治宪法的背景下也指出法律之最强力有四个例外，即皇室典范及其他皇族令、贵族院令、紧急命令和国际条约。[23]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46]这实际上是用程序经济的行政效能原则与法律优位原则相抗衡。[8] 参见白鹏飞：《行政法大纲》（上卷总论），好望书店1935年再版，第16-17页。

但是，对于法律优位的基本要求、适用于具体情形时的判断等，还存在一定争议。[49] 例如，有法院认为：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即具有公定力，不论其实质上是否合法、得当，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的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变更或撤销前，所有机关、组织或者个人都应当先加以遵守或服从。

行政行为的效力源自于行政行为的规制内容。[57] 参见张红：《证券行政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